发现另一个中国

作　　者： 王学泰 著

出 版 社： 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5-1

编辑推荐

对江湖 庙堂与民命的历史考察，透析隐性社会的生存状态，破解皇权制度下的博弈格局！
　　说皇帝：一个不灭的幽灵在游荡；
　　说士节：人之尊严的受难史；
　　说游侠：江湖子弟岁月老，新贵少年游侠忙；
　　说招安：又一种搏命游戏；
　　说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
　　除了没做成皇帝外，韦小宝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七个如花似玉且死心塌地的老婆；只有皇上才可比拟的物质享受；朝廷上爵封一等鹿鼎公，江湖上是天地会的总舵主；同时还是少林寺的长老，神龙教的白龙使，韦小宝活出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说韦小宝
　　从理论上说，还是有许多机制可以监督、限制皇帝的。首先是要受到上天的监督，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嘛，当然要受到父亲的监督。然而“天何言哉”，天只能以出现灾害的方式示警，这在汉代董仲舒那里被弄成一个系统，也就是“天遣说”。另外还要受到“道统”的监督，汉代有些憨直的儒生以荷担道统自命，指斥皇帝，甚至认为皇帝已经不能代表天命，劝他下台，但最后皇帝没下台，儒生自己先没了脑袋。
　　　　　　　　　　　　　　　　　　　——说皇帝·左手管住右手
　　清代是士节的全面低落时期。君臣之间的隔阂外又增加了满汉之间的隔膜，所以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那些高官心里明白得很，知道自己是局外人，皇帝不是自己的亲娘老子；倒是一些没有功名、没有受过什么皇恩雨露的普通读书人，不知山高水深，把皇帝看成亲爹娘上书撒娇，反被杀头发配，鲁迅称之为“隔膜”。
　　　　　　　　　　　　　　　　　　　——就士节·从张扬到堕落
　　“顺民”、“暴民”都是不合格的公民，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专制制度、依附制度和暴力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设想，某一天真正实现了“法治”以后再来学做公民；当然也不是说，大家都成了拿到合格“毕业证书”的公民以后我们再来搞“法治”（有些官员就有这样想法：待老百姓都成为合格的公民以后，再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排好队来领取公民权利）。实现法治社会是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在这个渐进过程中从“臣民”转换成为公民。
　　　　　　　　　　　　　　　　　　　——说暴民·暴君乃暴民之师
　　本书是一本以文史为题材的随笔，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思考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们生存状况的产物，讲述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第二部分就江湖及主流社会之外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作了些探讨，并就江湖的真正内涵作了论证与描述。第三部分是民命，是作者结合历史传统对现今社会的事情的一些感触与看法。
这是一个以文史为题材的随笔选本，对庙堂、江湖与民命的进行了历史考察，透析隐性社会的生存状态，破解皇权制度下的博弈格局，揭开中国几千年来在主流社会掩盖下的另一个中国。本书小品随笔生动活泼，提出和回答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可读性较强；论文引事说理，剖析深入，在学理上有些阐发，具有说服力。
　　作者发出了我们“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的惊人论断，第一次较系统地思考了“民命”这个话题。从孔子时代便盛行已久的活人殉葬制度，到历代的肉刑酷刑，这是有权者一路的民命观，“草菅人命”；而从《水浒传》里明确流露出来的“敢杀才是真英雄”意识，到后世以各种拯救名义制造的大屠杀小屠杀，这是无权者一路的民命观，“杀无赦”。当民命的问题还悬而未决时，“爱护动物”的口号流之于空谈，沦为装天真纯洁的手段也就不难理解了。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作者这几年来零散随笔的一个选集，编辑成三个部分：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这一编说的大致上就是皇帝（皇权）与文士的关系。在皇权阴影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智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早期的儒家讲“汤武革命”，讲“受命放杀”，甚至幻想老百姓的意愿可以与天命统一起来，这是董仲舒、程朱等人所不敢想的。然而预防和限制皇权的机制终究没有发展起来，随着治统和道统的合而为一，中国传统政治更陷入了一片绝望，直到清末民初，才露出一条缝的希望。清代儒生，每下愈况，再无往昔气象，如人们所说“理学家好色，汉学家好货”。
　　江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这一编可以看作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补充。游民想成为韦小宝，娇妻成群、富贵不尽，还有做皇帝一般的尊严，那是向往；挣扎于江湖，辗转于沟壑，这才是现实；当然也有揭竿而起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其主心骨大多是游民。
　　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珍爱生命是现代社会的主题，可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民命贱于蝼蚁。儒家讲“仁”，讲“温良恭俭让”，有爱惜生命的理论；然而人们经历的却多是暴政与酷刑。暴政与酷刑培育了暴民，形成了暴力的接力和历史的轮回。于是才有了一治一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走出这个怪圈，我们还要在文化与制度上作许多思考。

目录

写在前面
庙堂：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
　说父母官
　说皇帝
　说干节
　说科举
　说八股文
　附：八股文释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洪宪纪事诗》中的王闿和杨度
　大儒杜甫
江湖：隐性社会的生存、奋斗与理想
　说韦小宝
　说“大哥”
　说游侠
　说江湖
　说暴民
　说招安
民命：有一个贱视民命的传统
　说民命
　数字化与量化“管理”
　闲话聂绀弩与马三立
　人是怎么变得无趣的
　从卡斯特罗读报谈起
　说“摩洛哥综合症”
　说“不确定性”
　说窝里斗
　破梦者如是说
后记

书摘插图

　　一百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大臣的吁请，“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也就是说实行了1300年、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极深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了。
　　1科举之废与晚清形势
　　这个决定似乎有些突然，连主持科举的礼部对此也一无所知。礼部的官员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破除迷信，准备重修已经很残破不堪的贡院，没想到贡院从此就没用了(当时有个说法，修贡院不吉利，明代修贡院而亡国。实际上明代最后一次修贡院是在万历二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八九十年。所以一直任其破败；庚子事变后简直不能用了，庚子之后，癸卯(1903)那一科会试是在河南开封举行的，原因很多，北京考场——贡院——不能用，也是原因之一。后来北京贡院拆毁最早，一进民国就成为居民区了)！
　　废除科举是件大事，因为它面对的是上百万的读书人和一千多年深入人心的影响。戊戌变法时，康梁虽然也提出“兴学校”，但没有敢提“废科举”，那时只提“废八股”(也许这是个策略，因为学校与科举不两立，学校兴，科举必废)。“八股”已经作了五百多年，可以说连新的题目都出不来了(清代八股文题目都要用“四书”原文)，八股文的“截搭题”(上句之尾与下句之头凑成的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截搭为“说乎有朋”)的荒谬，使得这种文体已经弄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戊戌变法在老佛爷的干预下失败了，“新政”几乎被扫荡殆尽，但戊戌政变后仅两年就是庚子事变，经过事变、转危为安的老佛爷，性格有些改变，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就是，“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了”(《晚清七十年》)，对于社会上的变革要求逐渐能够感应了。当时热衷新政、兴学校的地方官，都切实感到“学校养士”与“科举取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宋朝徽宗时，搞“三舍法”，以学校培养学生为主要入仕途径，也一度废科举)。庚子之后，朝内外大臣中主张废科举的人很多，如极有实力的袁世凯就是一个。但他不是科举出身，容易为人诟病。长期任湖广总督、科举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也是个积极分子，他首先提出要在十年之内废科举。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遇事模棱两可、人称“琉璃球”的王文韶，他在废科举问题上却态度坚决，持反对态度，而且毫不退让，并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个军机大臣是荣禄，他是满人，非科举出身，不好表态。拖到1905年5月，王文韶因老病离开军机处，主张立即废止科举的袁世凯看准了机会，联合端方，又拉上张之洞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废除了科举制度。
　　2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人员流动
　　造成科举遗绪延绵不绝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科举历时太久，如果从知识阶层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有机会进入统治阶层说起，几乎近三千年。
　　春秋以前，社会的管理层或说统治层，都由士以上的贵族构成。此时期，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进学校，拥有知识，具备管理技能。春秋以后，原来的贵族社会管理体系解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术下移，有教无类，使得一批不是贵族的人们掌握了文化，成为新的知识层人士，从而获得了进入管理层的资本。因此，《管子》中对社会制度管理层人员来源的设置就产生了变化。“士”之子恒为“士”，但农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为“士”(后来还有主张通过军功进入管理层的设计——法家的主张)。这就破除了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能流动的制度藩篱，其意义是很大的。此时的流动是社会转型造成的，还远不是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结果。
　　汉代建立了“察举”制度，这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上下流动制度化了。后来“察举”腐败了，曹魏时改用“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主持的地方评议)。再后“九品中正制”也腐败了，于是，隋朝诞生了科举。